其实，他也强调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予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
极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本和万殊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32] 这是通常所说的朱熹的理一分殊说。可见，他比较强调分殊的重要性。但经过反复辩论，他终于接受了李侗的思想，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这样，理一分殊又回到理气关系问题。[94]《九畴》，《书经稗疏》卷四上。
这就是一理中含万事，万事中摄一理，也就是理一分殊。一、万理即是太极的一部分，分殊即是一理的一部分，它们是从不同方面说明一理的，从四面凑和来，便成一理。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
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这是经验科学包括心理学所承认的，并无形而上学的思辨成分。但它又是形而上者，这形而上者就是生之理、心之性，并不是理具于心为性。迹是道德行为的结果，或物化、对象化了的主体意识，心则是所以迹者。
因此，便笼统地说，心即理也。所谓心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所谓性者以有为为应迹，以明觉为自然[47]。
[94] 这同朱熹也没有什么不同。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亦是说个大概如此。[79]《大学章句》第一章。心学派则主要讲道德本心。
良知就是心体，也就是性。只有心之能觉觉心之所觉，才是人性。理学家周敦颐以诚为性，以神为心，进一步把心性合而为一。这就是他的明哲保身之学。
如仁义礼智是性，但又说仁义之心，这是性与心通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心性范畴之成为理学核心，也是中国哲学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大概言之，心有三种主要含义。
[92] 他也高度评价了陆九渊论良心的思想。[111] 这种以身为本的身心合一论，同理学家所谓心者身之主有所不同。如果说，孔子从伦理学的观点奠定了心性学的基础，那么，孟子第一个将其发展为心性合一的道德人性论，荀子又提出以心主宰性的理智主义思想，形成儒家两种最主要的心性观。心、性、命是合一的，但这是体用合一，不是心体与性体合一。朱熹也讲本心，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极好，尽用仔细玩味。[163] 人的感性欲望，情感活动都是血气心知之不可无，也是性之不可无。
但理学派除了讲道德本心，还强调认知之心。另一方面，却对佛教的明心见性说，表现了极大兴趣。
其实这个觉字，既是本觉，又是知觉，是体用合一的。但他又说：愚不敢避粗浅之讥，以雷同先儒。
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他提出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理性，是心所固有的，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
性的内容，则有不同解释。但罗钦顺的认知之心，虽是经过认知而涵摄性理于自身，但性却是先验的，它与生俱生，这又不同于一般所谓心性为二。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恻隐之心，性情上都下个心字。说性与情，都离不开心，但都说得一截，都不是心之全体大用，只有性情并举，才是心之全体大用。
孟子的心性合一说，对理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这是不容怀疑的。同样地，只有知其所以知觉之性，才能尽其灵明知觉之心。
天理之真，明觉自然，随感而通，自有条理。这并不是说，形体之心可以不生不死。
另一方面，知觉是性之知觉，其发现处即为情。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
性体作为超越现象界的本体存在，就是湛然常住之心体。它实际上冲淡了甚至修定了王阳明以社会伦理道德为良知本体的价值观，更多地带有个体意识的色彩，更强调个人的地位和价值。说心便沾形体景象，说性便沾人心虚灵景象，说情便沾应物于外景象。这一点在黄宗羲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心按其本体就是善性，但如果受敝而流于不善，就是放心。从这一点说，性全靠心来实现，因为性无不尽者，心也[56]。
[96]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理者气之理，理者心之理，即心体流行之条理。
这和罗钦顺很一致，都是道德论的他律论者。[155]《正蒙注·诚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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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概谓形而上者为道之体，天下之达道五为用也。
[93]《论语·阳货》，《读四书大全说》卷七。
既动，则物之出者，何为得齐？转则齿更不复得齐。
值得注意的是，张载的气论，已经从主体同客体关系的角度作了进一步论证。
由于它片面向情感方面发展，因而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发展。